张燕生
【来源：《中国律师》，杨子云，2004年第8期】
张燕生一开口说话,就向我们泄漏了她的职业身份,她反应敏捷、直言快语、言辞犀利,而且一说话就呈滔滔不绝之势。她40岁时另辟职业生涯:由法官而律师,其勇气在她的同龄女性中比较罕见;她曾经身患乳腺癌,为期一年的化疗放疗使她掉光了头发,几度濒临死亡边缘,她却以超常的毅力战胜了病痛的折磨,并用卡耐基的话鼓舞自己:“命运给你一只酸涩的柠檬,你要把它调制成可口的柠檬汁”作为一名职业律师,她喜欢刑事辩护,虽然是“仿佛走在雷区,不知何时会被引爆”
遭遇拒绝辩护
刑事辩护业务中,律师被犯罪嫌疑人拒绝是常碰到的事。可是在2003年11月19日之前,从业九年的张燕生却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。而在这一天,她不但遭到了当事人的拒绝,而且是当庭被轰赶。
从业以来,张燕生每年至少要办一至二件法律援助的案子。张理积案就是她所做的一个法律援助案子。案件发生在2003年国庆期间,福建人张理积醉酒后驾车在天安门散发夹着百元大钞的传单,并欲点燃两桶汽油发泄对政府的不满,造成了在天安门滋事事件。事后,张理积以涉嫌爆炸罪被起诉。张燕生受法律援助中心委托,出任张理积辩护律师。此案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开庭时,庭审刚开始,张理积就当庭轰赶张燕生。张理积的粗暴无理,不但没令张燕生气馁,反而使她敏感地察觉到张的精神不正常,更加坚定了为他做罪轻辩护的决心。庭后的调查和精神鉴定证实了张燕生的判断,张理积的确是长期处在精神抑郁状态,作案时几近病态。张理积本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,几年前,他的妻子、儿女遭到绑匪劫持,钟爱的儿子又被绑匪撕票,这巨大的精神创伤击垮了张理积,使得他作出了这种非常之举。张燕生认为张理积不是那种特别反动的人,在庭审调查和法庭质证中,她没有放过每一个机会和问题,最终为当事人赢得了从轻判决。由于“在张理积天安门广场爆炸案中表现出的尽职敬业精神”,张燕生律师当选为《法制日报》2003年度法制界新闻人物。果敢细致、尽职尽责、锲而不舍、知难而进,这个案子活脱脱显露出了张燕生一贯的性格品质。
求证事实真相
张燕生认为,当事人找律师,就是希望通过律师的辩护,为自己找到一个公正的说法,而律师的职责就是要尽最大努力证明事实的本来面目。而刑事案件人命关天,避免错案,则是刑辩律师的责任。
2003年,她办理的两件案子当事人被宣告无罪,其中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“丈夫杀妻案”令张燕生感慨良多。张燕生于2001年代理这起“丈夫杀妻案”。侦查机关有人说,看见郭某的第一眼,就觉得他像杀妻凶手。于是,郭某被指控在家杀死妻子,肩扛尸体翻越小区铁栅栏,抛尸于荒地中。
张燕生认为,不能说谁“像罪犯可能是罪犯”,他就是罪犯。在仔细进行现场勘查和认真思考后,她对此案证据提出了许多质疑:其一,小区铁栅栏最起码有一米五左右,当事人不可能扛尸体越过;其二,死者下身被焚烧严重炭化,不可能是抛尸地野火所致;其三,死者尸体左额顶部有一处皮下出血成因不明…她指出,侦査机关认定的事实,必须有严密的证据链支持,如果证据链有漏洞,就不能给当事人定罪。然而,她的许多辩护意见和所提供的证据没有被法院采纳。受被告家人的委托,张燕生继续担任此案的二审辩护律师。她用了将近3年的时间调查取证,她和助手们先后走访了国内的权威法医专家、水果研究专家、气象专家、案件中所涉及的每一位直接或间接证人......
正因为她及时向法院提交了诸多新的证据,并对控方提供的证据进行了一系列的剖析和质疑,引起了二审法官的高度重视。二审法院终审判决:郭某杀妻案证据不足,依“疑罪从无”原则,在被关押的第三个年头,郭某被无罪释放。
这个案件令张燕生感慨良多,她说,长期以来,司法机关一向受“打击罪犯”思想的影响,形成了“疑罪从有”、“宁可错判也不放过犯罪”的观念,有的为了谨慎,不得不采取“疑罪从轻”的“折衷”态度将被告人无限期地关下去。殊不知在难以确定真正犯罪人的情况下,对被追诉人认定有罪,一旦冤枉无辜,便是对法律秩序的再破坏。而且,由于这种破坏是行使司法权造成的,它给受害人及公众造成的负面心理影响是不可估量的。而树立“疑罪从无”的司法理念,要求司法机关,特别是侦查机关在执行职务时更加严谨,尊重人权与法律。从“疑罪从有”、“疑罪从轻”到“疑罪从无”,是我们司法理念的可喜进步。
牵头“刑辩律师执业状况调查”
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张燕生的状态,那就只能是“思考着”三个字。发起“刑辩律师职业状况调查”正是源于思考。
张燕生回忆,1997年1月1日新刑诉法实施的当天,就有媒体找到她准备跟踪报道律师介入公安侦查阶段,但跟踪报道了一个多月,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公安局批准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案例。在她亲身经历的案件中,第一起公安侦查阶段允许会见犯罪嫌疑人是在2001年3月,在犯罪嫌疑人被抓的第16天见到当事人。这是新刑诉法实施4年多以后的事了。还有就是1997年新刑法出台,第306条规定了律师伪证罪,也就是从那年开始,律师因为执业获罪的大幅增加。“这在整个律师界引起的震动和恐慌不是用言语可以形容的。”张燕生说。
刑事辩护环境的恶化,带来的是律师介入刑事辩护业务的急剧下降。在这个背景下,张燕生就产生了作一个调查的愿望。她想彻底弄个清楚:律师开展刑事辩护业务究竟有多难?难在哪里?为什么难?那是1997年。
由于各方面条件的不具备,张燕生的想法始终得不到落实。直到2001年8月,北京市律协获得了一笔资金赞助,“中国刑事辩护律师职业现状与问题研究”项目才真正开始筹备运作,并于2002年夏天正式启动。到今天为止,这个由著名学者、知名律师组成的调查委员会的工作已经圆满完成,形成的结论有效地回应了现实所提出的问题。张燕生作为这个调查的参与者之一,在了解了更多触目惊心的情况后,用了一个比喻来形容中国律师从事刑事辩护的景况:“仿佛走在雷区,随时都会被引爆。”
尽管有可能面临不测,张燕生依然喜欢刑事辩护。她说这不仅是因为在法庭上的精彩辩护会产生职业上的成就感,而是因为刑事案件人命关天与民商案件相比,刑事案件的当事人对律师的需求是最强烈和迫切的。在刑事案件的审理中,有律师与没有律师是完全不同的。因为客观上,律师与检察官、与法官所处的地位和角色完全不同,律师作为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辩护人,可以从特定的角度发现很多疑点和问题,由此可以减少或避免错抓错判。
张燕生说:“刑辩律师用兢兢业业的实际行动挽救的其实不仅是一个人的生命,同时也会为这个社会带来一些希望,使人们相信这个政府的公正和公道,相信法律的公正和公道。”她的语气中有着一种透澈的坚决和自信。
（来源：《中国律师》，杨子云，2004年第8期）